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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杨红就

浏览次数:128 时间:2019-11-08

杨红看见的不是别人,正是她在飞机上的邻座,那位坐在18B的中年妇女。杨红跟她从H市坐到汉城,差不多没讲什么话,因为飞机上实在是很安静,没有人讲话。转机后,杨红没有看见她。现在一个人呆在机场,看见了她就象一个与组织失散多年的地下党员看到了党派来的接头人一样,份外亲切,立即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那位妇女的激动也不亚于杨红,两个人互问了姓名,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那位妇女叫周刚,是Z大的,去D大做访问学者。说起来,两个人的研究方向居然很相近,不过Z大比H大名气大,周教授比杨副教授高一级,D 大也比杨红要去的A大多颗星。若是在平时,杨红对这样的人就有点敬而远之,因为别人样样比自己高一等,自己有压力。不过今天不同了,到了美国,只要是中国人,看见了就很亲切,学术方面谁坐第一把交椅的事以后再计较。 两个女人碰上,很少有侃伊拉克战争或者世界杯的,都是聊彼此的家庭。有人说,如果你要讨好一个女人,那就夸她的丈夫,比夸丈夫还管用的,就是夸她的孩子。千万不要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即使她自己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你也不要接碴,因为她那样说,一是图个嘴巴快活,二是想听到相反的意见。 不知道杨红知不知道这个真理,反正她就是这么做的,从来不说别人丈夫孩子的坏话,能恭维时恭维,实在觉得没什么可恭维了,就不啃声。今天把这政策照搬,一下子就跟周刚成了好朋友。 杨红开心地说:“我们还是家门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几岁,我们周怡应该叫你大姑妈。正好他家没女儿,周怡没姑妈,就认你这个大姑妈了。”两个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关系摆摆正,一个姑妈,一个舅妈,如果不是周刚的女儿比杨红的儿子大得离了谱,差不多就要违反婚姻法,定个娃娃亲了。 大姑妈因为口语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后面,才刚刚过了那几关,还没吃东西,杨红就自告奋勇地带她去吃麦当劳。大姑妈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去买,杨红就勇敢地做起翻译来,问了她想吃什么,就上去为她点了,跟什么SAUSE,配什么DRINK, 都是一顺溜地听懂了,答对了,很为自己的英语自豪,顺便也有点感谢朱PETER训练有方,上了口语班跟没上口语班就是不一样。 大姑妈吃的时候,杨红就陪在旁边跟她聊天。大姑妈跟她的名字倒还有点相配,性子挺刚的,说话直爽,当即就许诺说如果她那边有好的机会,就想办法为杨红在那边找个位置,毕竟学校好一些,今后前途也大一些。再说,姑妈舅妈地住在一起,等两个人都把孩子办来了,还可以有个伴。 “我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有点喜欢这里了。”大姑妈坦率地说。“这里胖人多, 而且个个活得很坦然。你看那个卖麦当劳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在美国,像我这样的,只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国时感觉好多了。” 杨红打量一下大姑妈,其实她也不算胖,不过比较壮,脖子和四肢都显得结实粗壮,属于那种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减不了多少磅的人。杨红想不到一个堂堂Z大的教授,还会为自己的胖烦恼。“你在中国也不算胖吧?”杨红安慰说。 “你不知道,教书呢,倒是没谁管这个,你胖也好,瘦也好,没有人会为这个不评你职称。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经常有应酬,常常有带家属出席的晚会什么的。刚开始我还去去,后来就觉得那种场合瘦女如云,一瘦遮千丑,我在那种地方感到压力太大了,去了丢脸,所以也懒得去了。”大姑妈用餐巾纸擦擦手,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杨红:“你看,我年轻时也满不错的呢,一百来斤。生了小孩后,就象吹汽球一样,一下子就吹了这么大,收都收不回去了。听别人说,生前越瘦的人,生后越胖。” 那是一张质量不怎么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妈的确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端正。大姑父倒显得一般,有点偏老,两个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妈又递过一张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刚照的,大姑妈就是现在这模样,大姑父反倒显得比以前有了些风度,两人看上去有点“女大三,抱金砖”的包办婚姻味道。女儿呢,活脱脱是年轻大姑妈的翻版,就越发衬得大姑妈老了。 杨红又端详了一会,就还给了大姑妈,心里有一点优越感,因为自己虽然也生了小孩,但还没有吹汽球。 “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亲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考进来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时只是班上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才貌都不出众。不过他追得很紧,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妈似乎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都有点事过境迁、好景不再的感叹,“现在你看看,他反而显得比我年轻、比我出众了。哎,女人不经老啊。” 杨红也有同样感叹:“不然怎么说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风度、地位和金钱,而女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人也老了,体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损了,就是不磨损,配着一个气球一样的身材,也不可爱了,这个时候,婚姻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活得最难。”大姑妈坦率地说,“以前是我丈夫紧张我,现在是我紧张他。他在外面做生意,经常要接触各种人,有时候跟公司的头出去,别人到什么地方,他也得到什么地方,难免会碰点荤腥。” 杨红不敢相信大姑妈这样的人,对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会持这样开明的态度,就安慰说:“也许他在外面挺规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说这是为工作所迫,没办法的。你的客户、你的顶头上司都开了房间,叫了三陪,你不开?你不叫?那他们就会以为你要去揭发他,你还想在那个公司干?现在这个年代,洁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你出污泥而不染?那污泥就要怀恨在心,往你头上泼污水,让你比污泥还污。” 这是杨红第一次听到如此悲壮、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觉大姑父为了工作,忍辱负重,牺牲色相,肉体肯定被摧残得不成体统,内心肯定是泪流成河。“你相信他?”杨红忍不住问。 “相信什么?相信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大姑妈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势所迫也有一点,自己想换个口味也有一点。不过他还算有良心,他说为了保护我,他都是用套子的,我们也有很久都坚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杨红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姑妈, 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这样的婚姻,中国女人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杨红昧着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维的话:“你心胸真宽广,如果是别的人,怕是早离婚了。” “你当我没想过离婚?怎么会没想过呢?谁愿意过这种生活?连旧社会都不如。但是有很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还有这些年的感情,也不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关键是跟他离了婚,我又能找谁呢?像我现在这把年纪,再找也是离过婚、丧过偶的了,两个人带着这么深重的过去,要过得好也很不容易。再说,除非不找在公司干的,否则很可能比我现在的丈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姑妈看看杨红,说,“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学,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杨红不知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女人感谢对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隐秘也透露出来。杨红虽然被大姑妈感动加带动,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毕竟是多年的习惯,觉得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于是只含混地说:“差不多吧。” 大姑妈把食物打扫完毕,喘口气,说:“所以我对这次出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准备一到学校就开始为我丈夫和小孩办探亲,如果快的话,他们一两个月内就可以到美国来。我几个朋友帮我打听过,像我这种专业的,在这边还比较好找工作,找到工作就可以在美国安定下来了。” 杨红没有听懂留在美国跟刚才讲的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只觉得大姑妈也是跳跃性思维的人,一跳就从中国男人的不轨跳到中国女人在美国找工作的问题上去了。 大姑妈继续构想着她的宏伟蓝图:“呆在这边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着他的老板到处应酬了,他可以老老实实地呆在大学里做研究。听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讲,他们夫妻之间都过得挺好的,最起码是安安稳稳,绝对没有我在国内所遇到的那些麻烦。你知道的,我们这个专业,出国的多,我那个班,至少有90% 的人在国外。其实我年轻时要出国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来,所以就没动那个心,不然早就在美国扎根了。” 杨红有点心不甘:“但是人并没有改变啊。他出过轨,就是出过轨,到了美国他不出轨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出轨了,但他骨子里不还是个出轨的人吗?” 大姑妈笑起来:“你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这么严格,早就离婚了。你想想,他在中国那种环境当中,他也是没法。说实话,他当初从Z大跳出去从商,还是我的主意,因为两个人都守在大学里,经济上也不那么宽裕。那时候,凡是家里有一个人在公司的,都买了三室一厅了,只有我们,还住在学校分的两室一厅里,想给小孩买个钢琴也买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怪他,一个人,最好不要遇到这种考验,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背叛。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难的。” 杨红突然想起朱PETER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谈阔论,那话当时听了,只觉得是朱PETER又一个哗众取宠的包袱,但现在想来,却有几分道理。 朱PETER说,那些夸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要么是吓了眼,要么是睁着眼说瞎话。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茎在那里托着,离污泥还远着呢, 如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里去,踩两脚,再拉出来,你看它染不染。更准确的说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变黑,就别到墨身边去。 那时有人笑他,说我们现在近了你这个朱,为什么反而变黑了?朱PETER笑着解释说,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们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们要变得黑里透红了。 看来大姑妈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连根从中国拔起,再把他种到美国来,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挽救她的婚姻。不让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会变黑了。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朱是墨还是朱墨并存,不过她有点象大姑妈批评她的那样认死理。她觉得真正清白的人,就应该在什么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个人一旦不清白过了,那他就永远是不清白的了。 杨红问:“那你丈夫他现在愿意到美国来?” “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大姑妈坚定地说,“这个我想好了,如果他不肯来,我们就离,但我的女儿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听说美国这边对离婚的女人比中国那边宽容,有些美国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还觉得赚了一个。吃起饭来一大桌,问起姓来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见怪不怪,这样小孩就没压力。在中国不敢离婚,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说闲话,孩子在外受欺负。如果没这几个担心了,离婚有什么可怕?女人又不是养不活自己。” “这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没有男人,女人也养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还是没法填补的。” “我丈夫他还是不愿意离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对外面那些应酬,他是能躲就躲,能溜就溜,对女儿也照顾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几个是真心跟他好呢?不都是为了几个钱,逢场作戏吗?男人虽说四十还是一枝花,但到了六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风,还得靠女人来照顾。风月场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过来能做什么呢?” “我丈夫他也是学我这个专业的,有硕士学位,在这边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杨红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妈,突然想到人们出不出国,留不留在美国,完全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丈量。这两个女人,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一个出生于六十年代中,一个到美国来寻找好男人,另一个到美国来培养一个好男人,动机都是很女人的。 大姑妈的飞机在三小时内就起飞了,杨红恋恋不舍地把她送走,一个人找了个僻静的位置坐下,回想她们两个人的话。TRACY跑社会新闻的,她看见的都是社会的阴暗面,但杨红也知道,那些阴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变成阳的明的,人们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股风正在强劲地吹向大学,杨红自己就参与处理过院里一个在外叫鸡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师。 不论是TRACY采访过的那些女囚的反抗办法,还是TRACY自己的反抗办法,都是杨红不赞成的。杀人也好,杀己也好,都不能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杀回来,都不能解决问题。杨红也不赞成女人以花对花,在她看来,女人胡乱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暂,以花对花的阶段也是短暂的;况且,等到夫妻两在那里COUNT NUMBER决定谁花得更多的时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 现在的社会的确象个大染缸,男人越来越放纵自己,女人也越来越放纵自己。男人越放纵,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女人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就越放纵自己。杨红想,像我这样“奔四”的女人,既没有本钱放纵,也不愿放纵,又不甘心自己的丈夫放纵,哪能活得不累? TRACY和大姑妈对付这些阴暗面的办法就是跑到美国来,企图找到在中国找不到的好男人,或者拯救一个被污染的好男人。 难道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杨红无精打彩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中,就想起朱PETER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大意是: 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 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 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 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 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 因为那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 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象朱PETER 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 她最先要打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象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象应声虫一般,恭恭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象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的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 “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象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下乡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整个女人:女人嘛,不切实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X。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说,现在我就跟你离了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他能不嫌脏? 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 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切,都象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都要羡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那更不用说,什么时候听到,杨红的眼就止不住被泪水溢满了。

杨红觉得自己没有醉,但走路有点飘飘的。飘啊飘的,就飘到了舞场,好像陈大龄也是飘飘地跟着她,把她安置在一个椅子上坐下,就飘走了。过了一会,陈大龄又飘了回来,端了一杯浓茶,叫她慢慢喝了解酒。他就坐在她对面,怜惜地望着她,说:“你不该走过来帮我的,我也是先天性不醉酒的。你一过来他们就不会放过你了。” 杨红目光散乱地望着陈大龄说:“其实我想醉,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没听说借酒浇愁愁更愁?” 杨红反问他:“你没听说恨不相逢未嫁时?” 陈大龄深邃的眼睛盯着杨红,杨红一下觉得酒全醒了,立即住了口。 舞场上响起一首轻快的圆舞曲,杨红不敢正视陈大龄的眼睛,说:“你跳舞去吧,我自己坐一会。” 陈大龄笑着说:“你不跟我跳吗?又在转什么念头?是不是觉得自己象海的女儿,配不上王子,应该让王子去找那边的那个公主跳?” 杨红被他猜中了心思,不好意思地问:“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对自己太没信心嘛。其实你很漂亮,回头率应该是很高的,不过你可能以为男人看你是在批评你裙子不漂亮。”陈大龄不由分说地拉起杨红,旋了两旋,就把她带到舞池中央。陈大龄的一只手轻轻地搂在杨红腰上,整个手掌只有拇指接触她的背,但杨红觉得就是那一个指头也很有力,给出的信号足以让她知道下一步是该进还是该退。而且陈大龄的手臂好像可以托起她,所以她一点不用思考,就让他带着她波动旋转。 陈大龄微笑着说:“这些天躲着我,在转什么念头?是不是觉得自己不会拉琴,应该让姓陈的找个会拉琴的,天天吹拉弹唱当饭吃。” 杨红又被他说中了心思,不知道答什么,只望着他傻笑。 “其实共同语言并不是两个人都会拉琴,或者两个人学同一个专业。共同语言是因为两个人对生活对爱情的看法是一致的。都会拉琴不代表什么,你没听说过‘同行相轻’?我弟弟跟弟媳两个人经常为拉琴的事发生争执的。不过,只要两个人感情在,过一会就和好了。” “为什么我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因为我老在那里揣摩你的心思嘛。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想,如果我是她,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想?然后我就把我想的说出来,从你那里得到了验证。”陈大龄带杨红旋了几圈,说,“我能猜到你的心思,可能是上帝造我们两个的灵魂的时候,用的是同一个模子。先造了一个,后来又忘了,就又造了一个,所以我们两个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 杨红很喜欢这个比喻,只是很遗憾:“那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两个早点遇到呢?” “也不迟啊。遇到了就是幸福,无所谓早或迟。” 杨红无奈地说:“相遇的时间是很重要的,迟了,就一切都完了。” “遇到了,就不会完,不论是分是合,是生是死,你我都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跟自己一样的灵魂的,你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孤独。” 杨红黯然想到,光是灵魂不孤独有什么用?就恨不得两个人能在一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不孤独。就象现在这样,能看见,能听到,能摸得到。 乐队开始演奏《请跟我来》。一阵音乐过后,一男一女唱道: 男:我踩著不变的步伐 是为了配合你的到来 在慌张迟疑的时候 请跟我来 女:我带著梦幻的期待 是无法按捺的情怀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请跟我来 合:别说什么 那是你无法预知的世界 别说, 你不用说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 当春雨飘呀飘的飘在 你滴也滴不完的发梢 戴著你的水晶珠链 请跟我来 陈大龄解嘲地说:“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平时想搂不敢搂的人这时可以轻轻搂一搂了。” 杨红朝他怀里挤一挤,说:“跳舞真是个好东西,平时想抱不敢抱的人现在可以使劲抱一抱了。” 两人默默地跳了一会,杨红觉得这歌词好像很能代表她的心情,只要陈大龄说一声“请跟我来”,我就跟他到天边,到地角,但他为什么不说呢?杨红问:“你说有话跟我说的呢?” 陈大龄温柔地看着怀里的杨红,说:“我知道你一定是在那里翻来复去地想我们三个人的事情,一直到把自己想糊涂了为止。”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翻来复去地想。” “你想出办法来了吗?” 陈大龄没有正面回答:“有时我希望你能为我做出一个决定,不论你怎么样决定,我都会欣然接受。如果你叫我带你离开周宁,我会立刻带着你远走天涯,不管别人说什么。如果你希望我离开你,让你们安静地生活,我会立即从你生活中消失。如果一定要看见我结了婚你才安心,我也会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好等的了。你说什么都行,只要你开心就好。” 杨红不说话,但是两眼开始模糊,陈大龄又接着说:“但是我知道你不会为我做出任何决定的,因为你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你只能伤害你自己。你每次打通了电话,突然挂断,都让我很担心,我每次都是骑着车,顺着滨湖路每个电话服务点找你,最后找到你打电话的那个,才知道你向回家方向走了。我还是不放心,我会骑车到你楼下,又不敢上去找你,只好请刘伯上去看过你没事才回家。”陈大龄担心地看着杨红:“你这样折磨自己,叫我怎么放心跟讲师团走呢?” 杨红哽咽起来,紧紧贴在陈大龄身上,贴得太紧,都能感觉到他的冲动了。杨红仰起脸,含泪望着他。 陈大龄苦笑一下:“我要是真的不正常就好了。这一下,我在你心目中的光辉形像全部坍塌了吧?” 杨红摇摇头,悄声问:“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陈大龄拉着杨红转了个圈,不露痕迹地把距离拉开了一点:“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我还知道你如果做了现在想做的事,今后会想什么。你会永远在心底开道德法庭的。” “你怕我会审判你?” “我不怕你审判我,开个全市公审大会审判我,我也不怕。我是怕别人议论的人吗?对我来说,爱情是无罪的,没有任何法庭可以审判它。我怕的是你不审判我,而把一切都揽到你自己头上,把自己当作一个坏女人,不留情地审判自己。即使没有人知道,你也会一辈子审判你自己的,因为按你的道德观,爱情只能有时间上的继起,不能有空间上的并存。”陈大龄叹口气,“还是跳舞吧,跳舞就可以让你这么名正言顺地在我怀里待一会,就待一会。” 杨红担心着,犹犹豫豫地问:“那你过一会—,疼,疼起来怎么办?” 陈大龄不解地看着杨红,看了一会,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声笑起来:“看来你对男人这本书真的没读几页。”他低下头,附在她耳边,悄声说,“不是每个人都会疼的,而且世界上也不是只有一种办法的,男人可以自行了断的。”看杨红听到“了断”两个字,就惊恐地睁大了眼,便说,“真的不忍心污染你,不过你的脑筋里已经有太多的负担,不想再把这个也加在上面,只有告诉你。”他斟酌了一下,小心地说,“男人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也许,怎么样说呢,象挤牙膏一样?”陈大龄笑着说:“难怪你每次看我的时候,脸上都是悲天悯人的神情。你不用为这个担心的,这本来不是什么秘密或坏事,不过中国人一向把这当个坏事,不提罢了。不能说得更清楚了,回去找几本书看吧。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要答应我,从今以后,不要胡思乱想,要开开心心的。” “我没办法不胡思乱想,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陈大龄怜爱地说:“傻丫头,你不用作出任何选择的。三个人不一定就要成为一个三角的,三个人可以成为一个星系。你看地球,它带着自己的卫星,绕着自己的恒星,不是转得挺好的吗?你也可以做一颗行星,你可以带着你的卫星,绕着你的恒星,自由地旋转。卫星不会因为行星不是绕它旋转就觉得痛苦的,每颗星都有自己的轨道,痛苦的是没有轨道,而不是谁绕着谁转。” 杨红就痴痴地听他说,觉得他说的都是自己心里想到但不能形成语言的东西。 陈大龄把杨红往自己怀里拉了拉,低声问:“你相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爱情,是超越了情欲和婚姻的?超越,并不是不想要,其实是很想很想要,超想要,越来越想要,但是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要不到的话,也不会影响这种爱情的。“ “我相信。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一个版本的。”杨红闭上眼睛,她能看见陈大龄描绘的那个绚烂的星系,自己就是那颗卫星,绕在陈大龄身边,而他,正绕着一颗明艳无比的恒星幸福地旋转。杨红尽情享受陈大龄怀里的那份温暖和他的男人气息,心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希望天下有不散的舞会,那就可以这样呆在这个怀抱里,只到永远…… 杨红乘坐的飞机平安抵达美国洛杉矶机场。 踏上美国的那一刻,杨红并没有感觉到激动或兴奋。想起很久以前,第一次乘火车出J省的时候,那样一番激动,在心里惊呼:我终於到过J省以外的地方啦!想起更久以前,每次学校组织出去春游,都会有两三天激动不安,连觉都睡不好。而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都不觉得激动了,反而有点怀念熟悉的家园,有点怪自己:我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来干什么?这里的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 杨红惊觉地想,完了,我真的老了,记得朱PETER说过,当你踏上美国的那一刻,如果你想的是尽快回国的话,你就知道你老了,至少是心态老了,因为激动跟年纪是成反比的,年龄越大,越不容易激动;而怀旧跟年纪却是成正比的,年龄越大,越怀念从前,越怀念故乡。 杨红想,朱PETER说的话不能算数,他是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为了一鸣惊人,什么话都要反着说,成语也好,格言也好,他一定要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才安心。就说这“叶落归根”吧,谁都知道是拿来赞美那些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华人,老了之后,心心念念地回到自己的故乡的。但被朱PETER一改,就变成终生逃离之后无可奈何的回归了。 他说小树刚长出来的时候,都是拼命地往上长,拼命地把枝桠向四面八方伸展,离身下的土地越远越好。如果不是被根抓住,恐怕会长得飞起来。那时候,树叶对根没有什么感觉,不觉得是根在为自己提供生长的养分,反而觉得根是在羁绊自己。要等到树叶老了,黄了,失去生命力了,才会倦倦地落下,回到根的身边。但离根不值得唾骂,归根不值得赞颂,因为离根和归根,只不过是树叶生命中的两个过程、两个阶段。 杨红觉得朱PETER的话很有煽动性,很能妖言惑众。像他这样的人,反右的时候肯定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肯定被揪出来批斗,反精神污染的时候肯定被当成一个污染源清除。他到今天还逍遥法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可以在屋顶上大喊“我没有言论自由”的年代。 杨红不知道自己这趟出国算不算离根。出国之前,老有人问杨红:出去了还回不回来呀?连老院长都担过这种心,曾专门把她找去,语重心长地告诫她:祖国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对得起祖国啊。半年过了,就马上回来。今年下半年就要开始卖江北新修的那些房子,明年春天要搞干部调整,你不回来,这些都没你的份的。 杨红自己也给人做了十来年的政治思想工作,仍然很佩服老院长的方法和技巧。现在你要说服一个人,光说些大道理是没用的,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不跟他的切身利益挂上钩,他就算嘴里被你说动了,心里也不会动的。象劝你回国这事,祖国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国之心不会被震动;新房子的事也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家之心不会被震动;干部调整的事更要端出来,不然你的爱权之心不会被震动。这样三件事一摆,你不被说服?那你就是铁了心要叛国了。 杨红觉得别人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不就一个半年的访问学者吗?哪里就会赖在美国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到了别人那里,是为别人打工,怎么比得上呆在自己的学校当研究生导师?杨红当时当地就对老院长担保:你放心,我肯定会回来的,我绝对不会留在美国。对老院长,你不能说什么天打五雷轰之类的话,但如果可以的话,杨红也不怕那样说,因为她对自己很有把握,她是绝对会回国的。 杨红就不理解,为什么学校那些干得挺不错的老师,到了美国,就想方设法地留在那里呢?学校作过统计,截止去年,有90%自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有55%公费出国的老师没有回来。 根据小道消息,女出国者的背叛之风比男出国者更浓,有人说是因为女人更容易找个老美结婚,一步到位地把身份搞定。据说中国男人找美国女人呢,就受到些生理上的限制,差不多就是牙签跟竹筒的关系。哪个牙签愿意掉到一个空广的竹筒里去受那个屈辱?但中国女人找美国男人呢,那就不同了,没有这方面的比喻,但据说美国男人最欣赏那些在中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年纪一把,相貌不咋,知识渊博,谈吐潇洒。 杨红开始还不信,后来院里一位三十有五的老姑娘公派出了一趟国,就套牢一个老美,先回中国,再以美国公民未婚妻的身份去了美国,一个老姑娘把些个小姑娘气得! 大家忿忿地说,这种人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运气这个东西,一旦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的。对有运气的人,大家羡慕一通,充其量也就心里咒她日后离婚,或者被卖进窑子里去。但有些人,凭的不是运气,而是卑劣的手段,那大家就要公开地痛骂一下了,不骂不足以平民愤。 化学系有个老师是探亲出国的,去了一段时间就向学校打报告,说她怀孕了,要生第二胎。学校当然不能说同意,就回了信,劝其不要生。杨红听说这事后,还跟周宁在家里议论,说这个人也真是奇怪,你要生就生呗,还打个什么报告?有点无事生非的意思,明知你这样问,学校是不会同意的。不过事实证明那个老师打这个报告是英明的,或者用学校的话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她后来申请政治避难的时候,就有一封信可以证明她不能回中国,她回中国会受到惩罚甚至迫害。那个代表学校回信的人好像也倒了酶,被撤了职,因为他为美国政府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发炮弹。 大家听说这事后,没有一个不说那个老师卑鄙无耻的。大家一致认为象这样投机取巧、背叛祖国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懂行的人说,刚开始时,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的,据说是100%地批准,现在这种申请多了去了,美国也搞不清究竟谁回国是真的有危险,谁是假的有危险,只有定个名额,每年不超过20%。所以大家预计化学系那个老师最终是哭哭啼啼地回国来。 但后来听说那个老师居然就成了那20%里的一个,她申请成功了,虽然还没拿到绿卡,但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卡,总之是可以呆在美国了。於是又有很多人私下羡慕她,说她这可是一生两得,不仅比咱们多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还为她赚了绿卡,不如给这个小孩起名叫“绿卡”吧。有人就说,听说在美国生的,就是美国公民呢,应该叫“公民”了。周宁听了,还呵呵笑着说:“说不定是个‘母民’。” 周宁的妈妈倒是有让杨红在外面生几个小孩的意思。一听说杨红出国的事,连证都还没签到,婆婆就转开了念头。婆婆的方言不好懂,都是周宁翻译给她听的。婆婆说,听说美国那边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你到了那边,也生几个。我四个儿媳妇,这三个都因为超生被结了扎了,没指望了。你没结扎,我们周家就靠你了。 杨红听不懂婆婆,但婆婆听得懂她,因为她说的是普通话。电视里广播里天天用的话,婆婆还是听得懂一些的。所以婆婆对她自己的语言能力一直有点自豪:我听得懂你的话,你就听不懂我的话。 杨红说,就半年时间,哪能生小孩?怀个小孩都要十个月。婆婆说,你不会揣一个出去生? “生了谁带?” “送回来我跟你带。” 杨红想到婆婆带小孩的方法,有点胆战心惊,望而生畏。周宁几个兄弟加上他们的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做生意,七、八个小孩都放在家里婆婆带。婆婆带小孩那真叫有大将风度,基本上执行无为而治、自生自灭的政策。早上起来,也不用洗脸,大大小小一排都蹲在马路边拉尿拉屎。拉完了,再对彼此堆出的形状、大小、气味什么的,互相评论一番,常常为意见相左打得不亦乐乎。拉在路边的屎是不用扫的,等会车来人往的,压的压了,踩的踩了,很快就没有了。 早饭吃了,小孩子便作鸟兽散,婆婆自己也锁了门,上别人家打麻将去了。中午记得,就回来做一顿饭,不记得就莫怪婆婆记性不好。晚上这一顿是一定要做的,有没有菜无所谓,小孩子都已经饿得发麻,风卷残云般地吃了,婆婆便用一盆热水,把所有的小孩都洗了,大家上床睡觉。 杨红一直很钦佩婆婆一丝不苟的作风,一盆水,洗到后来,连盆底都盖不住了,颜色也变得越来越深,但婆婆一定要呵斥着,把每一个都拧过来洗过才让睡觉。杨红一想到自己的小孩要加入这个队伍,就不由自主地打寒战。 杨红不好针砭婆婆带小孩的方式,说了周宁也不会为她翻译,还不如不说,就一笑了之。她再怎么能耐,在婆婆眼里,也只是个生小孩的机器。 杨红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腹部,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真的象婆婆说的那样,揣了一个到美国来了。裹挟在机场滚滚的人流里,杨红四下张望着,想找到TRACY,但很快就失望了。在汉城转机的时候,时间太短,根本没空跟TRACY说话。后来在飞机上上洗手间时,看见她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近水楼台先得厕所的地方。飞机上很安静,乘客都在睡觉,或者戴着耳机看电视听音乐,杨红也没好意思走上去跟TRACY讲话,只跟她招招手,算打过了招呼。 这一路之上,朱PETER讲过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像正在一点一点被实践证明着。换机的时候该怎么怎么样,在飞机上怎样填I-94表,下了飞机怎样租个小车推行李,等等等等,事无巨细,都料到了。 不知道是因为人在美国,举目无亲,还是朱PETER的话帮了她很大忙,杨红觉得对朱PETER的印象和感觉都好多了。她觉得朱PETER应该在洛杉矶什么地方,因为他对洛杉矶机场好像很熟悉。会不会是跟他自己说的那样,是机场的清洁工?听说文科博士在美国潦倒得当清洁工的大有人在。 这样一想,杨红对那些推着清洁车的男人就有点注意起来了。

杨红觉得那场舞会应该是自己生命之曲的华彩段落,生活过到那场舞会,就应该打住。那时候打住,自己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光是平淡无奇的,至少还在结尾处浪漫了一下。当然那一段浪漫在当时也只觉得痛苦: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爱不爱你的痛哭;知道他爱你,却无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个人走,却又怕另一个人痛苦的痛苦。总而言之,当时是只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有的感觉。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只有到事过之后,回忆起来,才想到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时我身处爱中,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没有在那场舞会就打住,再往下过,就变味了。就象一部小说,写到两个恋人相爱了,互诉衷肠了,就该结束了。如果故事还没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烦了,不是外界干预,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误会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没走这几条路,那就剩下最后一条:平平淡淡,吵吵闹闹,时不时地,就蜕变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陈大龄留下的两件信物。 那盘磁带因为写着陈大龄的名字,当然是不能放在家里的。杨红就把它拿回老家,放在自己住过的那间房里,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想象着当自己年老了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回味那美好的时光。 有一天,杨红回了老家,想把磁带找出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小盒子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带子,不知是谁,把磁盘里面的带子掏了出来,揉在一起,象一堆暗褐色的刨花一样。杨红带着哭腔,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侄女在这屋里玩的时候,看见了这盒子,把磁带扣出来了?她老是喜欢扣磁带出来玩,把手都弄伤了好几回。 杨红流着泪,想把带子再绕回去,但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很多地方都已经扭得象麻花一样了,绕回去也是没有用了的。 海的女儿没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杨红吸取了教训,把那支笔收在自家写字桌的抽屉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锁在箱子里,反而引起周宁的好奇。锁,只能锁住君子,象周宁这样的汉子,是锁不住的。也许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屉里,他反倒没什么兴趣了。 周宁也曾注意到那支笔,因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两个字。问了一次,杨红说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就没在意,因为那一段时间,学生确实送了一些小礼物,感谢杨红教学有方。 周宁自己在中专教书,也不是没收过学生的礼物。实际上,中专学生比大学学生更爱送礼。可能大学学生有点自视甚高,毕竟是自己考进来的,对自己的前途也比较有信心,知道以后分配找工作,都不是靠老师。中专生呢,好像还有点中学生的味道,把个老师看得很重,连家长都喜欢提点东西来孝敬一下,总觉得如果老师好好教他的小孩,小孩子就会有更好的前途。周宁从来都是照收不误,能帮忙的,就尽力帮了;帮不上的,也交个朋友。送礼你不收,反而得罪人。 既然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没多问,杨红也就暗自舒了口气。虽然觉得夫妻之间,已经到了撒谎的地步,实在是有点悲哀,有点讽刺,但杨红那时只有地下党员成功瞒过了国民党特务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顾不上了。 后来工作一忙,杨红也就没再去查看这支笔。直到有一天,周宁再次提起这支笔时,杨红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 杨红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杨红已经提成讲师,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轮到她点房的时候,她看见可以选择的房屋中还有一套是五区的,而且就在陈大龄住过的那栋,就鬼使神差地点了那套。开始还怕周宁起疑,想了一套答案在那里,结果周宁问都没问。 那一天周宁的兄嫂来H市办事,住在杨红那里。周宁从E市回来,也在家。但他好像为了显示对兄嫂对老婆都是一视同仁一样,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里,让杨红与他们六目相对,无话可讲。杨红自然是在那里生着闷气,觉得自己在周宁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或者只要有个地方落脚就行,就当是旅馆,你还指望旅馆老板留下来陪你?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杨红被敲门声惊醒了。她那晚是做好了准备把周宁关在外面的,所以也懒得起来去开门。但周宁的兄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起来开了门。杨红只听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说话声,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她坚持着,让他们去鬼去祟。后来就听见一切复归安静。周宁那一晚都没有回家。当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谁不是昼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杨红哭也哭了,吵也吵了,还是不能改变周宁那一颗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扰了。 不过那一次就有点不同,第二天起床后,周宁的兄嫂叽哩咕噜地在那里议论了一阵,好像欺负杨红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一样。最后两个人就告辞了,杨红也没挽留。对周宁的家人,杨红一直是这样,你来了,请坐请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一直到中午周宁打来一个电话,杨红才知道周宁的下落:在派出所里。周宁在电话里请求杨红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周宁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锅端了。据说派出所的人阴险毒辣得很,蹲在楼道里听哪家有麻将牌的声音,那时正是年前,天气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志能这样蹲在楼道里抓赌,第一说明他们为工作吃苦耐劳,品格高尚;第二,也说明那年的创收工作到那刻为止,还进行得不尽人意,必须赶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点的片警,听见了谁家有打牌洗牌的声音,就冲进去,一阵吆喝,镇住那些牌迷们,再数一数牌桌上和每个人口袋里的钱,超过1000块就是聚赌,超过3000就是豪赌,格抓勿论。 周宁那天正好随身带着3000元钱,是他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准备给他的兄嫂做生意的。借到手后,没及时给兄嫂,就被邀请到牌桌上来了。再说,腰里揣着3000元的日子,对周宁来说也没几次,所以先放在那里,热热身,过过瘾。 钱当然被搜了出来,一下就把整个赌博的格局提高到了豪赌的档次。周宁有口难辩,幸好平日打麻将时,广交朋友,是人就跟他打,打就打出感情,打出风格,对那些身居要职的、手中有权的,益发上心,尽力呵护。所以这一次抓赌的人中居然有一个是跟他打过麻将的哥们,可见周宁交友之广泛。 牌桌上结下的朋友,有时比战场上的战友还管用。那小子虽然是执行公务,但也良心未泯,听了周宁的陈述,允许他回去跟老婆告个别,且把钱送回给他兄嫂做生意,再到派出所听候处罚。 周宁一路小跑地回家报丧,心里却冒出一个富有诗意的句子:成也麻将,败也麻将。诗得兴起,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两句:抓也麻将,放也麻将。 周宁被关在派出所的那半夜,对自己的麻将生涯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得出的结论是:打麻将一定要认准时机、认准对象、认准手气。节前年前不要打,卑鄙小人不要打,手气不好不要打。有了这三个“认准”、三个“不要”,麻将就能打出水平、打出安全感来。 一同抓去的还有两个年纪小点的朋友,平时一口一个大哥地叫周宁的。这时呆在派出所的小禁闭室里,周宁就把他们几个好一番训:“打牌这个东西,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像我,一旦被抓了,还有你嫂子来取人;你们这两个,连个老婆都没有,谁来取你们出去?”只说得两个小弟点头称是,佩服不已。 也是周宁合该倒霉。他原指望第二天遇到一个包青天,最好是一个过往的牌友兼包青天,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家,不让杨红知道。哪知这第二天审他的是个小白脸一般的警察,说他看琼瑶小说还有人信,说他打麻将那就只有鬼才信了。 周宁挖遍了记忆也想不出在哪里跟这个人有过任何交情。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叫杨红带罚款1500元来取人。 杨红接到电话之后那一个恨!差点就要叫他死在派出所。但思前想后,杨红还是带了1500元钱,骑车到了那个派出所,去把周宁取回来。你不取他,派出所会找到学校去,你在H大还活不活? 派出所的人早听周宁供过杨红是H大的老师,对她还是毕恭毕敬的,大家都是目光远大的人,谁知道哪天自己的儿女不会转到H大杨红的手下呢?所以事事得留一手。 杨红交了罚款,又低三下四地请求派出所不要把这事捅到自己系里或周宁学校里,就很顺利地把周宁的事了结了。派出所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不过是想一棍子打出钱来,并在打出钱的同时也警告一下打麻将打疯了的夥计们。 临走时,派出所的小白脸把玩着手里的一支笔,盯着周宁,有一会没说话。周宁一看,谄媚地说:“那支笔,您喜欢就留着用吧。” 那个劲头,让杨红庆幸小白脸方才不是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不然周宁肯定讨好地把老婆送给那个小白脸了。 “真的?那就谢谢了。”小白脸笑笑,很欣赏周宁的冰雪聪明。 出得门来,周宁谢过杨红,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那支笔送给那个小白脸了。他今天录口供的时候,手里没笔,我就把那支借给他了。看得出,他挺喜欢那笔,不想还我了。” 杨红这才意识到那就是陈大龄送她的那支笔,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能把那支笔送他?” “不就是学生送的一支笔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杨红有苦难言,只在心里想,日后遇见陈大龄,如果他问起这支笔,自己千万不能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她几乎绝望地想,大概这层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遇见陈大龄的可能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杨红绝对没有料到,94年的五月,她居然在青岛遇见了陈大龄。 94年的五月,梁教授和杨红合写的一篇文章被一个全国性大会录用,两个人都拿到经费去青岛开会。会议借用的是青岛计生办的招待所,当时有好几个会在那里召开,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的会议是有关计划生育的。看到一大帮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大群年纪轻轻的女孩在那里进进出出,想到这些人都是研究计划生育的,杨红觉得很滑稽。 杨红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国性的大会,心情很激动,态度很谦恭,但亲眼看到一些从前只在期刊上课本上看到过名字的前辈,跟他们在同一个餐厅用餐,有时还坐在一桌,发现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吃相很不令人恭维,又有一点如梦初醒的感觉,原来写书的、做大学问的也是寻常人哪,并没有三头六臂什么的。这样想着,就生出一些自信,说不定我也能做出学问、写出书来。 杨红住的是一个四人间,同房间的有一位是广东一个大学来的,姓张,比杨红大几岁,但还没结婚,跟杨红很谈得来。另两个不是一个会议的,又多半时间不在房间里,所以没说什么话。 在外开会这种事,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你讲我讲大家讲。讲到后来,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到参观景点、逛街购物上面去了。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杨红的那个会组织去崂山玩了一天,回来后已是精疲力尽,所以杨红一到房间就洗了澡,只穿着棉毛衣裤躺在床上,很快就昏昏欲睡了。 朦胧之中,听到有人在敲门。张老师去开了门,杨红就听到有人问:“请问H大来的杨老师在不在?” “在。请进来吧。”张老师说着,就把来人让了进来。 杨红没戴眼睛,但恍惚听见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责怪张老师不跟她打个招呼就把男人放进来了,让来人看到她这个样子。等她戴上眼镜,看清来者是谁,差不多晕倒了。 来人正是陈大龄! 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梦见但从来没梦见过的人,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忘记但从来没忘记过的人。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她是日间思他思得还不够?还是梦过又忘了?多少次想象过再会的场景,有悲有欢,有笑有泪,但绝对不是象现在这样,自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地站在他面前,旁边还有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两个人就那样望着,不知道有多久,真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只不过泪都流到心里去了。 “坐,坐。别站着。”张老师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大龄坐下。 杨红蓦地清醒过来,忙不迭地说:“我去换衣服。”她找了一套可以见人的衣服,冲进洗手间,关上门,仍可以听见张老师在跟陈大龄谈话。 杨红换好衣服,觉得有点心慌气短一样,完全没有力量走出去。她背靠在洗手间的门上,闭上眼,倾听那个四年没听见的声音。声音没什么变化,人也没什么变化,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表情还是那么泰然自若,无懈可击,也许那段情也没在他心上留下什么痕迹? 那晚上的谈话可以说是平淡之极。陈大龄找到杨红的经过也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每个会议的与会代表名单都贴在一楼的墙上。陈大龄看见了杨红的名字,就到招待所的服务处查到了她的房间号码。 张老师说:“这里的保密工作做得可不怎么样,如果你是个坏人,那他们岂不是助纣为虐?” 杨红觉得张老师有点卖弄幽默,故意说些惊人之语。又有点恨自己缺乏幽默细胞。她指望张老师自觉地避开,让她跟陈大龄说会话。 张老师好像不但没有避开的意思,反而表现出比杨红更大的兴趣。谈话的重心很快就被她扯走了,虽然陈大龄仍时不时地跟杨红说两句,杨红自己也心急火燎地想加入到谈话里去,但每次都被张老师喧宾夺主地扯了回去。最后,还是张老师快刀斩乱麻地敲定:明天大家一起去栈桥玩。 同房间另外两个人不合时宜地回来了,陈大龄看看表,说:“不早了,快十二点了,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见。” 他没邀请杨红出去走走,杨红也没敢自告奋勇地送送他。现在这么晚了,出去走走也显得太出格了。又都在一栋楼里,送也显得没道理,好在还有明天。 那个夜晚,杨红水到渠成地失眠了。回想四年前的那一幕幕,那些在心里反复咀嚼过的细节,今天反而觉得特别不真实。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还是我自己爱疯了想象出来的?原以为两人重逢会象干柴烈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地燃尽彼此,或者会如山间小溪一般,绵绵情话,潺潺不绝。等到真的重逢却是这样不尽人意! 不过杨红很快就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陈大龄。还能怎么样呢?明明知道我是有夫之妇,陈大龄会放肆地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说不定是有妇之夫了,我又能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能找到这里来,已经是很念旧情的了。如果象自己这样不善于观察,贴在墙上的名单都注意不到,那根本不会有这次重逢了。 想到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错过这种机会,杨红觉得心痛难忍,以后走到哪里我都要留意各种蛛丝马迹,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 杨红知道张老师也没睡着,因为能听见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看来张老师是对陈大龄动了心了。这可真是一见钟情。杨红想,有人这样被陈大龄吸引,我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至少说明我当时为他动心是正常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张老师怎么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爱上陈大龄呢?只能说是冲着他的外在来的,这不是很肤浅很靠不住的吗?我希望陈大龄能想到这一点,我不希望陈大龄为之动心。我这样想,是为了陈大龄好。但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讥讽地说:你无非是怕别人把陈大龄抢走罢了。你自己说过要放开他的,你自己还是一个有夫之妇,你有什么资格吃醋? 我这不是吃醋,我吃什么醋呢?杨红一边对自己辩解,一边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张老师好像根本没看出我跟陈大龄是有过一段情的。也许是因为知道我有丈夫;也许是我跟陈大龄都隐藏得太好,她看不出;也许是陈大龄早已放开了那段情,不用隐藏了,脸上的情色二字已经从心里连根拔掉了。 想到第二天会跟陈大龄一起出去玩,杨红不知道自己是悲还是喜。四年过去了,自己看到这个人,仍然是恨不得分分秒秒跟他在一起,就算是一言不发,都是甜蜜的。但明天一起出去的,不仅有张老师,可能还有陈大龄的两个女研究生。五个人在一起,又能怎样?张老师这样明目张胆地对陈大龄示爱,说不定那两个研究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我这样既是已婚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要想拉住陈大龄的心,只有靠他念旧情了。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自己好像一下子被打回到最初的起跑线上去了,要跟其他人平起平坐,从新争取陈大龄的爱。 想到这些,杨红就觉得周宁当初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我要是跟了陈大龄,我会一辈子提心吊胆的,因为总会有女孩来向他示爱,我也会时时担心别人抢走他。虽然从道义上讲,应该为陈大龄有人爱而高兴,但从情感上讲,真的是恨不得全天下的女人都对陈大龄视而不见才好。 最好陈大龄有点什么可以吓退其他人的东西就好了,比如下肢瘫痪了,坐在轮椅上,那别的女人就不会爱他了,只有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爱他。但她马上想到这样不好,陈大龄如果瘫痪了,那不管我怎么爱他,他的一生也是不幸福的。也许仅仅是脸上有一道伤疤就行了,那样的话,那些看重他外在的女人就不会要他了,只有我还会照样爱他。 杨红开始在心里试穿自己带来的几套衣服,看哪一套最能显示自己的优点。她不知道陈大龄的那两个研究生长得怎么样,但估计她们的年龄应该不会比自己小多少,因为自己也是毕业了一年就开始读硕士的。张老师还大几岁,三十了。不过她们可能都有一个优点,就是还没结婚。想到这一点,杨红就泄气了。别人对陈大龄有份心是正常的,倒是自己,已经结婚了,还想着陈大龄,真是无聊。 杨红把自己骂了一通,又为过早结婚后悔了一通,甚至想过明天不跟他们一起去,但终究没能下这个决心,反而焦急地想早点入眠,免得明天眼睛肿肿的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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